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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首富王健林期望儿子王思聪稳重一点奢侈品市场和消费

2020-02-15 01:02:09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亚洲首富王健林:期望儿子王思聪庄重一点

接受新京报专访时,王健林说,成为亚洲首富主要有三个原因:自己的勤奋和战略、受益于国家和时代、万达上市。王健林说,对于万达的未来,他最大的烦恼是接班人的成长问题。【王健林】61岁,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2015年3月,福布斯发布2015全球富豪榜,王健林成为中国内地首富;根据彭博华人富豪榜和亚洲富豪榜截至5月1日的数据,王健林以381亿美元的身家超过李嘉诚,成为亚洲首富。中国首富,亚洲首富,王健林在朝着世界首富的方向努力。短短两个月,名头的更迭对他而言,只是财富数字的变化,“我早过了需要钱的阶段。”这个首富却有钱没闲,今年至今,他唯一一笔个人消费是三套西装。关于首富的财富观、足球投资、政商关系、儿子王思聪,王健林有问必答。谈首富:三套西服是今年唯一消费新京报:很多友好奇,亚洲首富的一天是怎样过的?王健林:我这一天天就是在工作中度过的。每天准时6点起床,7点10分到公司,基本上雷打不动,前后时间差不超过5分钟。晚上下班回去就八点多了,如果我们自己有会议或者有宴请,就九点多、十点多。11点准时休息。新京报:你最近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?王健林:订了三套西服,每套2万多。今年以来吧就这一笔消费。新京报:今年5个多月以来唯一的一笔消费?王健林:对,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钱没闲。订购西服是我常穿西装,其他的能有甚么消费呢,没什么了。新京报:成为亚洲首富,你觉得是一种必定,还是机遇,或者运气?王健林:我觉得有三个缘由,首先是自己的勤奋和战略,内因是起主要因素的,如果不说自己是主要因素,那就是胡说八道,中国10三亿人怎么你就冒出来了呢。第二个是受益于国家全部大平台,我们正好遇上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十五、2十年。中国在2013年之前,30年之间GDP每一年环比递增9.4%,你就随着坐车吧,你也10%的增长,稍微好一点的企业能20%、30%地增长。这个平台奠定了万达的基础,如果没有它,我就做得再吭哧吭哧,也达不到现在的成果。正好在这样一个国家,也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期,如果我晚生30年,做这么大会很难。第三个就是上市的缘由。万达上市后财富被放大了。新京报:最近的美国投资峰会上,美国总统奥巴马接见了你,都聊了甚么?王健林:全都是官方语言,就是欢迎你来美国投资,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。新京报:奥巴马期待你在美国扩大投资?王健林:是的。我也表态了,许诺在未来三年至少再投50亿美元。新京报:以后会不会逐步将企业发展的重心放在国外?王健林:重点还是在中国。只是我们觉得2020年如果是1000亿美元的收入,我的希望是30%,起码不低于20%是来自于海外,这才是个跨国公司。新京报: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,有没有想过做世界首富?王健林: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。我倒不是为了证明个人财富,我是想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证明一点甚么。新京报:证明什么?王健林:我不是为了我自己,我也承诺我的财产绝大部分会成为慈善基金。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证明中国企业也可以做得好。我们现在想,2020年万达一定是世界前10名、前20名那种格局的。新京报:有没有制定成为世界首富的时间表?王健林:目前还没有。谈足球:它带给我刺激、欢乐和痛苦新京报:上世纪90年代,很多人知道大连万达,还是通过1支足球队的名字,当时你的公司还不算大,投资足球是出于甚么考虑?王健林:我喜欢足球,我是球迷嘛。新京报:年轻的时候也踢球?王健林:年轻时在部队玩过,那不能叫踢球,只是玩过。新京报:当时喜欢踢甚么位置?王健林:中卫。就是瞎玩。新京报:从当时的大连万达队撤资,现在又投资了(西班牙)马德里竞技,这些年,足球给你带来了甚么?王健林:刺激、欢乐,乃至包括痛苦。有赢球时候的快乐,输球时候的痛苦。足球在体育运动当中,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强度,都是最大的运动项目之一。一场球能去几万个球迷,它的吸引力,它的变化性,它的不可预测性,都特别吸引我。新京报:许家印、马云等人都投资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,你投资国外俱乐部,是出于什么斟酌?王健林:我也不排除投资国内足球俱乐部。只不过我还真不是为了我个人搞俱乐部的。新京报:不是为了你个人,那是为了?王健林:中国足球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个趋势,就是不平衡。俱乐部很高,国家队很低。俱乐部可以拿亚洲冠军,国家队小组赛可以3场全胜,但还不是在八强就回家了。我就想怎样改变国家队比较弱的局面,就得从青少年抓起。但是呢,我这个呼吁重视青少年的培养可能很难形成共鸣,由于这个东西要证明得7八年。新京报:所以你就投资了国家少年队?王健林:我涉足足球行业20多年,对足球深有体会,当时万达足球在中国如日中天,横扫一切,板凳队员都是他人羡慕的想抢购的对象。那时候我们就是狠抓青少年。我是中国第一个建足球学校的(企业),很早就建了足球基地,建立了5支预备队选足球少年。新京报:你认为通过本身努力,能促使我们足球有甚么演变?王健林:我想通过我的努力,使大家更加重视青少年人材的培养,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联赛和国家队身上,因为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,你不应当只重视塔尖的东西,也要重视塔基的东西。当中国足球小孩扩展到两三百万人的时候,我相信中国在亚洲绝对一流。新京报:投资中国足球,上世纪90年代可能为企业带来品牌荣誉,但是现在万达已是商业帝国,再投资足球,心态上会有甚么变化?王健林:我就是为热心的中国球迷做些事,这也算是社会公益嘛。投资足球每一年好多钱呢。新京报:也提出了三个梦想,打进世界杯、申办世界杯和夺得世界杯。王健林:是啊。这是习大大的个人梦想,我相信也是全国人民的梦想。谈政商:“政商关系这门学问比博士后还高”新京报:拿“亚洲首富”来讲,原来的首富是主要做地产的李嘉诚,然后是搞互联的马云,现在又被玩地产的你取代,这像是一种轮回。王健林:我不是玩地产的。我说过,我必须在三年内或5年内去“房地产”化。新京报:在你看来,去“房地产”化是一个趋势?王健林:是个趋势。我们觉得今明两年陆续还有几家上市公司,可能你会发现,我们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已超过商业地产,而且商业地产我也定了,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,不叫万达商业地产,我已想好名了,叫万达商业发展公司,或叫万达商业服务公司,我不投资了叫甚么地产呢,就是作为一个服务者。新京报:就拿地而言,低地价是万达的法宝,在和地方的博弈中,为什么总是万达能胜出?王健林:这就是商业模式。当初90年代中期我们就说我们这类弄房地产,第一我觉得现状不稳定,拿了几块地吧嗒嗒地价上去了,再去拿几块地地价下来了,这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,应当去找长期固定模式,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商业地产。做商业地产也好,做电影产业也好,不管做什么,做得让他人来求我们就好了,慢慢地,我们通过模式实现了预期。外来看是品牌,二线城市要请我们去,在博弈中就相对有话语权了。新京报:听说做商业地产,有个“万达速度”,24个月。王健林:内部最长吧,其实我们定的是18个月。新京报:有人认为,“万达速度”迎合了个别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绩的心态。王健林:这是瞎扯,我才不是为了逢迎他们的。一个广场十个亿,一年租金1两个亿,你说你干快一点就多出一两个亿。只有快点干。住宅和我们相反,拉的阵线越长房价越高,乃至一期只推一栋楼,这就是模式决定的速度。很多人认为我们是逢迎了,其实不然,你得为自己着想,我这类模式投资资金大,建得越快才越见效。新京报:你说过,你做企业的方法是“亲近,阔别政治”,怎样理解?王健林:这是我对政商关系的理解。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当比博士后还高呢,惋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。怎样处理好这个关系呢,我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准确,就是纯洁出于排比对仗,一个亲近,一个阔别嘛(笑)。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,弄自己的商业模式,但我也不赞成阔别,在中国我觉得阔别太假了。你不理不理党,显然太假了。所以呢,还是要理的,可能再小的比再大的企业还要重一点。新京报:“亲近,阔别政治”这个进程中,你个人的一些特点是不是会遗失掉?王健林:我主要是为了企业安全,尽量靠我们的模式感动他,让他们求我们,而不是靠我们,现在反腐败更加证明我们的正确了。谈儿子:我期望他稳重一点新京报:说说王思聪吧,前段时间,他晒的被人称为“日狗”的照片引发了争论,你知道吗?王健林:我看到了。可能他自己觉得好玩,是在开玩笑,但他忽略了中国现在这个络时期的负面影响。新京报:王思聪现在是微博大V,有1200多万粉丝,有人觉得他敢想敢说,也有人觉得他高调张扬。王健林:(他个性张扬)我认为有两个原因。第一,西方成长经历;第二可能与他年龄有关。我回想起我年轻时,性情也冲,但是我的冲是比较听话,你让我干什么事儿,我保证哗哗给你干完。那时候我在军队里,那敢说怀疑领导啊。可能时期不同了吧。但我还是期望他能庄重一点。新京报:他从小在新加坡和英国长大,作为父亲,在对他的教育上,有甚么得与失?王健林:现在回头看,我可能有失误的地方。比如说让他在国内读完初中或高中,再把他送到国外去,这样更适合。思聪比较小(小学时候)就送出去,受西方的教育比较多,对中国的人情世故、社会复杂程度缺乏深入认识。他在中国,不能用西方学到的方式去做事。新京报:他会常常在上卷入到一些争议、冲突中,成为热点话题中的主角,你对这怎样看待?王健林:我和他有沟通,沟通的时候他答应不再这样做了,但过几天可能又做了。新京报:还有人会这样推测,他在上的一些热门事件,有可能是对万达有帮助的营销手段。王健林:瞎扯。万达需要他来营销?新京报:但现在很多女粉丝,确切是由于王思聪才愿意逛万达的。王健林:我不赞同。我宁可他没有粉丝。万达不需要这些东西。万达需要营销多少亿的人口,我们希望是全覆盖,从2岁到70岁,我们不希望只是一小部分(粉丝)……新京报:王思聪是富二代,富二代在中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。王健林:现在来讲,官二代、富二代,只要是“二代”,自然会打上一个烙印。我觉得这类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,会改变的,看这些2代人怎样做,怎样走吧。另外,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,这类富二代,官二代等就会减少。看看英国工业史、欧洲工业史,你会发现,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进程当中,都有这种“二代”现状,美国曾也有。当社会逐步走向橄榄型,中产阶级多了,教育程度好了后,这些负面的“二代”渐渐就会少了,这是个进程。新京报:在父子交流的进程中,王思聪会向你说出那些困惑?王健林:我实话实说,思聪对于现在这类狗仔成天盯着(的现况),他很痛苦。他问我,爸爸,我要不要去国外生活几年。我问他为何啊,他说他很讨厌现在一点自由也没有,每天被人盯着。我说你去国外几年,时间太长也不适合,短了也不起作用,我说你这样,以后你社会上注意一点吧。新京报:但他并没有“注意一点”?王健林:可能这是一种潮流吧。也可能过几年,他被过度消费的情况就消失了。新京报:在王思聪眼里,他会怎么评价自己的父亲?王健林:我不太清楚。他在叛逆期时,肯定会挑战我的权威。比如我说什么话他不听,不服我,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,英语也不会讲,啥啥也不懂。最近两年,我和他的沟通逐步多了。另外,他也开始做生意了,认识到生意不是那末容易做的,他老爸做这个生意还不简单。新京报:你觉得自己是严父还是慈父?王健林:严父多一些吧。谈未来:最大烦恼是接班人的成长新京报:你最近读的1本书是什么?王健林:日本泡沫十年。新京报:为何读这本书?王健林:看看嘛。(笑)新京报:你曾说过,你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“创新、胆子大、敢闯敢试”,你有没有胆小的时候?王健林:胆小?有啊。对规矩,对法律,对制度,我很胆小。由于我不逾越规矩,你看万达企业,敢闯敢试,都是在法律框架里边完成。新京报:你会怎么评价你自己?王健林:我希望我能保持自己的形象。第一,我是一个正直的人,保持一个正直的形象,所以你看我没有花边;第二,保持一个慈善家的形象,我历来不在乎慈善的排名榜呀,首善啦,万达做慈善是发自内心的,历来不是为了宣传。新京报:你现在有烦恼吗?王健林:工作、生活中都有烦恼,最大的烦恼是万达接班人的成长问题。我觉得目前万达的复合型人材,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多。新京报:复合型人才缺失对你来讲意味着甚么?王健林:我在考虑万达接班人的梯队问题。万达这么大的一个帝国,将来该如何办。新京报:王思聪以后会代替你执掌万达吗?王健林:他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执掌万达。他有他自己的性格,有自己喜欢的领域。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,在现有梯队中,情商、智慧、履行力高,个人又特别勤奋的人比较少。一个人很聪明,但可能执行力差;另一个很勤奋,但是笨了一点。我在想,与我们那个年代相比,可能缺少市场摔打的关系。新京报:作为亚洲首富,你对当下的中小型企业家或创业者有那些建议?王健林:我觉得人生要有大目标,我的目标也是不断地调整。我不可能一开始就定现在的目标。大企业都是由小企业来的,任何人都有机会做成大企业,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生要有大目标,要有理想,要有情怀。有理想,有情怀,有目标,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;如果没有理想、情怀和目标,你一点成为成功人士的可能都没有。新京报:站在首富的位置,怎么看待财富,比如钱?王健林:我不看重钱,我早过了需要钱的阶段。我儿子都说我,爸爸不会花钱。我不是不会花钱,是没时间花钱。我对钱的感觉是,我不是一个爱钱的人。我为什么这么多钱还在努力奋斗呢,就是我有一个梦想,我需要用我和我团队的努力,在世界上创造一个模样,成为让世界敬佩的企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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